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时期杰出的诗人、辞赋家、散文家，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
历代对陶渊明诗歌价值和地位的发掘，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从“和陶诗”的出现和发展可以窥见其历史脉络——归功于苏轼，肇始于北宋，元代仍流行，明清达巅峰。
苏东坡在儋州三年间写下了大量“和陶诗”。图为纪念苏轼的儋州中和东坡书院。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陈元才摄
从东晋到南北朝，陶渊明主要作为隐士被接受。
到了隋唐五代，文人们尊崇陶渊明的主要缘由仍然集中在其人格操守和人生选择上，韦应物等人在陶诗的基础上发展了唐代山水田园诗，陶诗的艺术特征和价值开始被重视。陶渊明作为诗人的身份，到了北宋时期才被真正的“发现”。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渊明文名，至宋而极。”
及至明清两代，则是“和陶诗”创作的高峰时期。
“和陶诗”创制者——苏东坡
“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
北宋人发现了陶诗的意境、理趣和诗风。当然，这当中对陶诗发掘与接受作出最重要贡献的就是苏轼，他说：“始吾于诗人，吾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李泽厚先生指出陶诗“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苏轼不仅推崇陶诗，还亲自创作了109首“和陶诗”，这在文学史上是非常瞩目的。
“和陶诗”是指用次韵的形式，追和陶渊明原诗而创作的作品，遵循陶渊明原诗的韵脚而依次用韵。在苏轼之前，和韵诗一般用于同一时代文人之间的酬答，几乎没有人运用和韵诗追和古人，苏轼对于以和韵诗追和古人的这种文学现象来说，是首创者。
苏轼在给其弟苏辙的信中曾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
苏轼的“和陶诗”是其在政治失意、处境窘迫的情况之下应运而生的。尽管苏轼从未像陶渊明那般决意归隐，事实上苏轼也没有一刻脱离浑浊的官场。然而他却在闹市之中搭起了“隐居躬耕”的舞台，演绎并深深地进入陶渊明这个角色。
创作于扬州、惠州、儋州
“陶诗淳厚，东坡和之以清劲，如宫商之奏”
苏轼的“和陶诗”大多作于晚年，创作地点主要集中在扬州、惠州和儋州。
《和陶饮酒诗二十首》是苏轼和陶之始，作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时年五十七岁，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军州事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诗中描述诗人酒后的感怀，表达苏轼对陶渊明的仰慕，也抒发诗人得酒中真趣之后的感悟，如和诗一“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说诗人自己被尘世间的繁杂事所缠累，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局;和诗十三“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诗人说醉中虽然可乐，但仍然没有进入不生不灭的境界，随即发问怎样能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不醉不醒之中呢?可见此时诗人虽心中向往陶渊明的归隐生活，但一时难以摆脱尘网，只能暂时饮酒自娱，以不醉不醒处世。苏轼此时的诗境与陶诗归依田园的宁静和恬淡毕竟不同。
《和归园田居六首》是苏轼惠州和陶的首篇，作于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是苏轼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的第二年。组诗序言这一年三月四日，苏轼游览白水山佛迹岩，悠然自得，好不畅快。夕阳西下之时，诗人归途经过水北荔枝浦，还与一位八十五岁的父老相约荔枝成熟之时，再携酒来游。归家后一觉醒来听见儿子诵陶渊明《归园田居》，有所感怀，于是创作了组诗，寄给自己的莫逆之交参寥。《王直方诗话》中评论说：“东坡在扬州和饮酒诗，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和归田园六首》，乃与渊明无异”，可见惠州时期的“和陶诗”与扬州时期在风格上有所区别，惠州“和陶诗”与陶诗的风格和内涵更加接近。
然而，组诗虽题为《和归园田居》，却并无田园气息。此时的苏轼对自己的宦海经历，已经从孤标傲世向超旷坦然过渡，表达了饱经忧患的宁静致远。在惠州期间，苏轼还创作了不少和陶诗，如《和陶咏贫士七首》，感叹岭海生活的贫苦;作《和陶时运》，抒发与家人团聚的欣喜;又借《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与陶渊明、葛洪在精神上同游同归，是苏轼和陶诗中比较具有哲思的一组作品。
儋州时期是苏轼“和陶诗”创作的高峰期，苏轼在那里创作的一百二十多首诗作中，“和陶诗”占有一半的分量。儋州三年，是苏轼贬谪生涯中最为艰苦卓绝的时期，此时的苏轼在政治上仍无实权，但他深入百姓，表现出强烈的担当精神，文学创作也达到全新境界。“和陶诗”是苏轼儋州时期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苏轼在海南的生活和思想。
苏轼约有一半的“和陶诗”是在海南儋州所作的。图为张大千《东坡居士笠屐图》。吉林省博物院藏
苏轼每到一地都为民着想，绍圣四年(1097年)秋冬间，诗人远谪甫定，见儋州百姓忽视农业生产，生活水平低下，深感哀痛，因此创作了《和陶劝农》，呼吁改变儋州的落后局面。苏轼刚来到儋州时僦官屋数椽以居，绍圣五年(1098年)董必到广西查访，派人过海查看苏轼的近况，发现苏轼住在官舍中，遂下令将其赶出。苏轼便在城南污池之侧买下一块空地以搭建陋室，名之曰“桄榔庵”。苏轼《和陶酬刘柴桑》一诗中便记载了当地居民，帮助他盖房子。诗中说：“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竹屋从低处，山窗自明疏。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可见诗人处穷而乐，随缘自适。这一时期，苏轼在饮食生活方面苦中作乐、随遇而安。《和陶庚戌岁于西田获早稻》中写苏轼年逾六十而亲自治理园圃，诗人将自己比喻为“蓬头三獠奴”，他细心观察物象，从早韭、晚菘的生长中，悟出了“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和陶下潠田舍获》写苏轼在居所积肥凿泉，雨后看见菘莱发出新芽，树上长出木耳，但因它们还小，不忍烹煮，只能绕着它们徘徊。又自嘲说“齿根日浮动”，不宜吃肉，索性招呼儿子拆掉鸡窝。比起陶渊明原诗更加质朴超脱，更多地表现了苏轼的旷达诙谐。正如南宋舒岳祥在《阆风集》中所说：“东坡苏氏和陶而不学陶，乃真陶也。”苏轼将流放儋州当作是一种退隐，积极地融入这片土地。《和陶酬刘柴桑》写苏轼在儋州栽培薯芋，认为给皇帝进贡的淇上白玉延山药，也比不上海南的薯芋，诗中结尾说“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说明苏轼在海南已有归宿感。
苏轼和陶渊明都胸怀高远，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能将儒家的经世济民与道家的淡泊自然相结合。苏轼任扬州知州始和陶诗，藉陶渊明的安贫乐道，浇宦海不平之块垒;被贬岭南，苦中作乐，越发能在精神上与陶渊明契合，他遍和陶诗，书写自己对生命的反思。两个高贵的灵魂之间跨越时空而共鸣。苏轼的和陶诗在于化解生活中的种种苦闷，有的则表现他历尽沧桑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正如刘熙载《艺概·诗概》所言：“陶诗淳厚，东坡和之以清劲，如宫商之奏，各自为宫，其美正复不相掩也。”
和陶之诗代不乏人
“和凑得著，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
苏轼“和陶诗”甫一诞生，就引起了文人们的追随，其弟苏辙就有和陶之作，存世的“和陶诗”有四十多首，然而与陶诗和苏轼“和陶诗”相比，苏辙的“和陶诗”议论说理的成分更多，而意境的营造和语言的推敲上则不及前二者。
苏门学士亦各有继和之作，如秦观、晁补之、张耒等。这些诗人的“和陶诗”虽名为和陶，实则是出于对苏轼的追随。所以，他们的作品中虽有陶渊明的恬淡自然，更多的是苏轼之气格。
及至南宋，“和陶”现象蔚然成风，主要有李纲、吴芾、陈造、张拭、于石、释觉范、张锐等。宋人王质《和陶渊明归去来辞》小序中评价宋代人的“和陶诗”说：“闲居无以自娱，随意属辞，姑陶写而已，非自附诸公也。”可见宋人继踵苏轼而作的和陶诗多有附庸风雅之意，精品不多。
金元时期，追和陶诗的风气仍旧继续。金代后期的文坛领袖赵秉文，共留下35首“和陶诗”。元代和陶风气依旧流行，这与元朝统治阶层轻视科举制度等政治背景有关。元代儒学倡导者的郝经为议和而入宋，被南宋朝廷所滞留，在这期间创作了118首“和陶诗”;被元世祖忽必烈评为“不召之臣”的刘因，则写有76首“和陶诗”。此外，方回、戴表元、张养浩等人，皆有和陶诗作。
明代的李贤和周履靖二人，可以说是“尽和陶诗”。李贤《古攘集》共收录125首的“和陶诗”，除《形影神三首》外，对余下所有陶诗都进行了次韵;周履靖在《五柳赓歌》中，共辑录了自己创作的127首“和陶诗”。二人的创作被视为明代“和陶诗”创作的高潮。
清代很多著名诗人都有追和陶诗的作品，如查慎行、舒梦兰、姚椿等。从陶渊明所写题材来看，以《饮酒》为例，就有施闰章《客中独酌偶和陶公饮酒》二十首、沈栻《和陶诗饮》、方以智《和陶饮酒》等。清朝乾隆皇帝也有和陶之作——《和陶二首用其韵兼效其体》，可见“和陶”之风在清代的盛行。
朱熹曾如此评价苏轼“和陶诗”：“渊明所以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费安排处。东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虽其高才，和凑得著，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且不论朱熹的评价是否允当，却说出了和韵这种创作形式的束缚，使得大多数和陶诗形似而神离，存韵而损意，这恐怕是后世“和陶诗”的普遍为问题。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