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明军挥师南征，至六月，元朝海南海北道和海南分府元帅归降，自此元琼州路改为琼州府。谈及明时的琼州府印象，提到最多的词便是“南溟奇甸”，这个瑰丽奇妙的词正是源自朱元璋发兵海南时发出两道圣旨中的《劳海南卫指挥敕》(另一道为《宣谕海南敕》)。
圣旨称海南自古便有华夏之风，为南溟之奇甸。海南岛有什么“奇”的呢?这个问题将由一位海南人来回答，他便是丘濬。而丘濬后来能够考取功名，位极人臣，离不开一位名气不大的挚友——赵璟。
海口市文庄路上的丘濬塑像。何杰华提供
南溟奇甸 明时皓月
丘濬生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统九年(1444年)考取广东乡试第一名，景泰五年(1454年)中进士进了翰林院。在翰林院工作期间，他著书修史，多次担任会试、殿试考官，一时声名鹊起，桃李天下。成化二十三年，他的《大学衍义补》正式完成，丘濬成为礼部尚书，后于弘治四年正式入阁，先后任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在此人之前，海南无人可以做到。他还在翰林院时，同仁们就表达了诧异，凡遇上丘濬便会问：这海南岛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这么个地方居然出了你这么个人?丘濬答得多了也嫌麻烦，便写了篇《南溟奇甸赋》，算作统一的答复，而这篇赋便能帮助我们了解明初时的琼州景象。
《南溟奇甸赋》采用“问答”的方式，在赋中详细地回答了时人对15世纪的海南岛的诸多疑惑。说到琼州的文风，丘濬称：“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迁或戍，纷纷日来，聚庐托处。熏染过化，岁异而月不同;世变风移，久假而客反为主。”中原人士的大量迁入，让此地文明逐渐开化，耳濡目染中“礼义之俗日新矣，弦诵之声相闻矣，衣冠礼乐彬彬然盛矣。”正如丘濬所言，海南岛的“内地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到了丘濬所在的明朝，单举海南籍学子中进士一项，便可为证。
自开科举以来，在明之前海南岛唐宋元三朝仅有宋一朝出过进士，人数为十五人，而在有明一代，海南中进士人数为六十四人(据《海南历代进士研究》)，成为了“海滨邹鲁”。这首功当然要归于明太祖朱元璋，虽其“南溟奇甸”说的提出在当时存在“安抚劝降”的用意，但金口一开，势必引起朝堂及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加上朱元璋说过：“前代谓儋崖为化外，以处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风俗未淳，更宜择良吏以化导之，岂宜以有罪人居耶?”海南终于脱离了“贬谪流放之所”的身份标签。于是，兴学之风在海南乍起，当时的琼州府一府三州十三县均设有儒学，各地乡村遍设社学，民间义学、书院也遍地开花，古之南荒迎来了封建时代的盛世，甚至出现了“大明王朝的海南月”现象。
薛远雕像。何杰华提供
共享藏书 学友受益
这“大明王朝的海南月”指的是成化三年(1467年)八月，时年54岁的户部左侍郎琼州府琼山人薛远，因为三年前两广叛乱时，坐镇南京任兵部尚书辅助大将韩雍靖安戡乱，颇有功劳，还京后被擢升为户部尚书，成为有明一代海南第一位尚书;另一位海南人，时年52岁的邢宥，升左佥都御史，巡抚江南，总理兵民财赋，询吏治、察民隐、奖廉能、黜贪懦、杜奸宄、抑豪右，颇多建树，为时人称颂;同月，时年47岁的丘濬，修成《英宗实录》，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一时间三星耀月，琼崖生辉。
古代王朝中，同籍为官的不在少数，但一时一地，三位琼籍士子身迁高位，却并不常见。所以后人记录当年盛况曰“盛”，《琼台志》记：“广于天下为远藩，仕籍华秩已少，况琼于广又为远郡。成化二年(实为成化三年，即1467年)其秋，进薛公远户部尚书，邢公宥都御史，丘公濬翰林学士，皆在一月，恐虽天下望郡亦希。海外衣冠胜事，真奇逢也。”
而这三人中的薛远和丘濬，都曾在少时受过赵璟的恩惠。
赵璟名声不彰，《琼台志》仅有一条简单记录：“赵璟，字伯辉，卫武胄子。安贫乐道，环堵萧然，吟哦不辍。”
王佐的《琼台外纪》中，则提到更多细节：“璟尝与薛尚书继远、丘文庄仲深友善，时接谈笑，其声琅琅。然每伤其妻父王霜筠先生家多书籍，而后无能主者。收藏宝蓄，用资诸人，以故薛、丘二公多得名书观览，皆起寒唆而能以学识致通显，为海内名人，璟有助焉。”
赵璟少时便与薛远、丘濬相识，三人年纪相仿，常一起读书谈笑，友情甚笃。只是赵璟心中始终有一件事无法释怀，那便是他岳父家藏之书在岳父离世后无人能主。于是赵璟便以女婿的身份整理修葺岳父所藏之书，并将藏书室开放给读书求学之同乡。正因此，丘濬、薛远便得以接触到了更多的藏书。
赵璟的岳父，这位明时海南的藏书家，不是别人，正是王惠。《琼台志》有记：“王惠，字仲迪，号霜筠，合肥人，从兄千户志调官籍于琼。博学能文，解学士缙称惠从赵考古讲明性命义理之学，洁白清修，毅然自立。洪武末，用大臣荐至京，以三丧未举，力辞归隐，天下闻其节行，所著有《截山咏史》《岭南声诗鼓吹》等集。”这位远道而来的古泸州人跟随兄长王志入琼，师从赵谦(浙江余姚人，博洽经史，时号考古先生。洪武壬申，由国子典簿谪任琼山教谕，造就后进，一时士类翕然从之，文风丕变)，携友如永嘉杨升、丰城徐益(薛远恩师)等，常游于土城西之滨沦亭，或聚于王惠所建“霜筠轩”之中，唱游吟赏，著书立说，彼时，琼州文风蔚然。
赵璟，并非明代尚书薛远、大学士丘濬的师长，却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这两位从海南走出去的人杰。
王佐盛赞 丘濬效仿
作为王惠的女婿，赵璟没有辱没门风，他无私地分享岳父所藏之书，延续了琼州文风，成就了一段佳话。因此，王佐在《琼台外纪》里感叹道：“时人以为璟犹石路初通之车辙，能通车而不有其功者也兹故录之，以愧夫蓄书家之子孙，妒人胜己，忍其蠹坏而不恤，或市货以资侈费者，其贤否何如哉!”
王佐盛赞赵璟为琼州文路初通之车辙，认为虽然文路即通成功走出的人不是赵璟，他也不曾因此获得什么赞誉，但这样的人不应该被忘记，与那些家有藏书却宁可放在家中被虫蛀，或是贱价变卖掉的人相比，赵璟便是真正的贤达。王佐对赵璟感佩之情，溢于言表。
享受过赵璟恩惠的薛远、丘濬没有辜负琼州的期望及师友的襄助，成为了后世琼州的榜样。而丘濬则更是懂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道理，在成为“位极人臣”的大学士的同时，也成为了“粤中藏书第一人”。(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言粤中藏书者，当首推文庄。”)
成化九年(1473年)，丘濬在家乡建了一座藏书石室，将其所得之书尽藏其内，供有志于学者取阅。他在《藏书石室记》中写道：“书又不可得，而求之之难有如此者，乃喟然发叹，自盟于心曰：‘某也，幸他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购书籍以庋藏于学宫，俾吾乡后生小子苟有志于学问者，于此取质焉，无若予求书之难，庶几后有兴起者乎?’”前有赵璟不藏私，后有丘濬建书室，琼州文风不衰，自然是有它的道理的。
自古以来，文风与文人都是相互成就的。好的文风自然能造就出色的文人，而出类拔萃的文人，自然也会反哺和塑造好的文风。追忆先贤，非仅为纪念，是为使其志不亡也。
(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