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忠
海口“五公祠”名闻遐迩，“五公”首称李德裕，他是晚唐人，早于南宋“四公”李纲、李光、赵鼎、胡铨二百多年。
五公祠内李德裕雕像。资料图
李德裕(787-850)，字文饶，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曾封卫国公，人称“卫公”。他素有壮志，虽不喜欢科举，但成年就志业有成。他父亲李吉甫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两度官至宰相，与朝臣李逢吉、牛僧孺等人失和，导致晚唐的朋党之争，后来牵连了李德裕。德裕历经宪宗至宣宗六朝，两次官至宰相，宣宗时罢相，出为东都留守等职，后又被罢，大中元年(847)十二月贬潮州司马、司户，再贬崖州司户。大中三年(849)正月，从潮州抵海南崖州，当年十二月病逝崖州。李勃《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明确地说，唐代崖州的旧址在府城东南三十里的龙塘镇珠崖岭上，并非现在的崖州。
李德裕《登崖州城作》。
李德裕少具文才，勤于著述，但在海南近一年流传下来的诗却不多。在为数不多的诗里，七绝《登崖州城作》为人关注：“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他在诗中表白自己的孤独和对北归京城的向往，是身处海岛困境的心绪流露。海南岛和唐朝都城长安(今西安)两地相距遥远，他说鸟飞需要半年，以此比拟人行的不易。但返京的路在哪里呢?想留人住的青山层层环绕郡城，出门见山而不见路。后来，苏轼在《行琼儋间》里说自己“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心境和李德裕相似，不同的是李德裕说山阻无路，苏轼说水隔无路。
五公祠就是为纪念被贬至此的唐朝名相李德裕，宋朝名相李纲、宰相赵鼎，宋朝大学士李光、胡诠五位名臣而建的。资料图
李德裕在崖州给旧友段成式写信，说自己到崖州后身体还好。邻居养了许多鸡，这些鸡常常飞进官府的驿舍，念及此，他调侃说我以后就做一个养鸡的老汉算了。他还给表弟姚邰写了三封信，说自己在海南身处大海之中，生活上“四无”：远离故土，虽有骨肉和平生旧知，但无音讯问候;身陷孤岛，无人体恤救助，家徒四壁，往往绝粮，终日苦饥，也许自己会活活饿死;十月底以来，身患重病，无医又无药，多次差点死去，只得顺其自然，此生恐怕再难与你相见。他还写了《祭韦相执谊文》，韦执谊在唐顺宗朝王叔文变法时官至宰相，变法失败后，唐宪宗把他贬到崖州，最后死在崖州。李德裕感叹韦执谊的命运，说自己临风敬吊，愿与他的灵魂同游。
李德裕在海南留下的重要著作是《穷愁志》。它的写作时间一般认为始于他晚年贬潮州时，也有一些是到崖州后写的。苏轼的经学三书(《易传》《书传》《论语说》)，始作于被贬黄州时，他那时对文潞公(文彦博)说，已完成《易传》和《论语说》的初稿，想将已撰写的《论语说》托付给文潞公，以便久传。还对友人王定国说正着手写《书传》;贬惠州后，他继续《书传》的写作，最后在儋州完成《书传》和《易传》《论语说》的修订。苏轼65岁北归之际，多次对友人说自己在海南完成三书。按照苏轼的说法，李德裕的《穷愁志》结集在海南，也可以说它完成于海南。至于写《穷愁志》的动因，他自称是被贬后幽独不乐，没有人可以对话，于是读史以文抒发自己的感受，也算是与古人对话。李德裕以此解愁，他还说当时地处偏僻，无书可读，虽知多闻有益，终怀无书可读的遗憾。
《穷愁志》均为短章，分为“评史”和“论”两部分，“论”中的《冥数有报论》《周秦行纪论》，后人疑为伪作。李德裕借评史表明自己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譬如《夷齐论》说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和叔齐，历来被儒学之士视为仁义的楷模，误导了后人，二人廉洁，称不上仁义，不及秦末汉初的商洛四友，洁身养寿，兼有仁智。又如《三国论》说魏蜀吴三国的灭亡先后，不在于形势轻重、积累厚薄，而在于政归何人，当引以为戒，这暗寓了他对晚唐朝政的批评和自我的社会关怀。他的“论”与时事相关联，说德、说臣、说忠谏，说慎独等。
他在《慎独论》里说，士君子爱身防患，最要做好的是“慎独”。慎独是君子修身的重要方法，说一人独处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品行和名节，严格自律。这不是小事，因为唯有重名节，才能担当大任。“慎独”一语出自《礼记》，它的《大学》说君子诚心诚意，如此必定“慎独”，以德润身;《中庸》说隐微之事，别以为人不知而只有自己一人知道，因此应“慎独”而自我警醒。他自己“慎独”，正心修身，忠君报国。李德裕还在《豪侠论》里说，士要有道义正气，才能殉道不避死难;在《臣友论》里说，君择臣，士择友，应以患难为先，以患难为急，还讲了西汉周勃、周亚夫等人的故事。
李德裕被贬崖州时，拖家带口，传说他有后代留在海南岛。清代两广总督张之洞曾亲自过问，想选择他的优秀裔孙着意培养，但李德裕的裔孙不愿离开海南。张之洞有电文过问是真，但李德裕是否有裔孙在海南以及这些裔孙是否化为了黎人，仍存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