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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濬:琼州学宫走出的布衣卿相
海南日报 金满楼 2023-11-20 09:29

  明代海南籍名臣丘濬(1421年—1495年)去世百余年后,万历《广东通志》(成书于1602年)引用生活年代稍晚于丘濬的名士何乔新(1427年—1502年)之语,把丘濬与唐朝张九龄及宋朝余靖、崔与之称为“岭南人物之首”。丘濬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期间六转官阶,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是海南古代唯一位居宰辅的先贤。那么丘濬到底做了什么,竟能获得“文臣之宗”“布衣卿相”“中兴贤辅”等身后名?

  丘濬雕像。资料图

  四朝老臣六转官阶至卿相

  丘濬,字仲深,海南琼山人。7岁那年,丘濬之父丘传去世,祖父丘普伤心之余而自题“可继堂”匾额,并书联“嗟无一子堪称老,喜有双孙可继宗”。据丘濬在《可继堂记》中所言,祖父将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丘濬兄弟两人身上,希望兄长丘源“承吾世业,学为良医,以济家乡”,丘濬则“拓吾祖业,达而为良相,以济天下”。正如祖父期待的那样,丘濬从小“惕厉自持,不敢失坠”,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代名臣。

  据记载,丘濬自小爱读书,勤奋好学,可惜家贫可读之书不多,不得不经常借阅他人藏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丘濬母亲李氏知书达理,她在丧夫后守节教子,时时“课其学业”,从不倦怠。即便丘濬已在京为官,丘母仍不时致书,“戒谆谆以忠谨,图报国为言”。在这种家庭教育的熏陶下,丘濬一步步成长为儒学大师。

  正统九年(1444年),首次参加广东乡试的丘濬一举夺魁,成为本次科考的解元。是年,丘濬才24岁,可谓少年得志。可惜的是,接下来的会试丘濬没能再传捷报。直到景泰五年(1454年),已两次在会试中落榜的丘濬以二甲第一名(即第四名传胪,仅次于一甲的状元、榜样、探花)的成绩高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并在散馆后顺利成为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丘濬陈列馆展出的明代象牙笏板。陈望摄

  在翰林院为官时,丘濬主要参与了《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等官书的编写。期间,他充分利用皇家典藏图书资源,博览群书,学问日渐渊博,见识愈加精深。之后,他被选为经筵讲官,为成化帝讲解经书。这一阶段,丘濬仕途一帆风顺,先后晋升为侍讲(正六品)、侍讲学士(从五品)、翰林院学士(正五品)。成化十三年(1477年),丘濬任国子监祭酒(从四品),因治学严谨、为人正派受到学子尊崇。

  弘治帝即位后,丘濬升为礼部尚书并掌詹事府事,同时担任《宪宗实录》副总裁。弘治四年(1491年),《宪宗实录》修成,丘濬被加封为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行宰相之职。在海南古代史上,至此位者仅丘濬一人。弘治七年(1494年),丘濬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后,他以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再三请辞,但弘治帝极力挽留,不予批准。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初四,丘濬在任上因病去世。弘治帝得知消息后,下旨辍朝一日,赙宝钞一万贯,追赠“太傅”,并谥“文庄”。

  对于丘濬一生功业,在之后万历和天启朝两度出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曾评价说:“孝陵十八年治平,实自公启之。经国大业,舍公将谁归哉!”这一评价并非溢美之词,可谓持平之论。

  著述资政立正求实为表率

  在担任国子监祭酒期间,丘濬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大学衍义补》。《大学》为四书之首,《大学衍义》为南宋真德秀所著,不过丘濬认为该书存在不足,未能真正解决“治国平天下”的实际应用问题。为此,他在十年间殚精竭虑,用尽平生学力,最终写出了160卷的《大学衍义补》。

  《大学衍义补》成书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弘治帝1488年继位后,丘濬上呈此书,以求推广。弘治帝阅后,称赞该书“考据精详,论述赅博,有裨政治”,并下令刊印发行。

  丘濬陈列馆展出的拓片。陈望摄

  丘濬为官数十年,对当朝弊政可谓了然于胸。为了“广充格致诚正之功,用臻修齐治平之效”,丘濬穷搜古今治国理政的典型事例,一事一例,条分缕析,务求经世致用。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丘濬从政治、经济、教育等诸多方面陈述了治国理政的十二方略,又提出二十二条具体建议。总体观之,其政治理念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民为国本,治国理政应以亲民、养民为重。如其所言,“圣人体天地生生之仁,尽教养斯民之义”,“自古帝王,莫不以养民为先务。秦汉以来,世主但知厉民以养己,而不知立政以养民,此其所以治不古若也欤!”如何亲民、养民?他提出,为政者首先要“制国用”,赋税上应“薄取轻敛”“宁轻勿重”,所谓“治国者不能不取乎于民,亦不能过取乎于民”,只有理顺赋税和经济的关系,才能富民强国,天下太平。其次,丘濬认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为此,他分设“蕃民之生”“制民之产”“重民之事”等十条子目展开论述,目的是引起官员对发展经济的重视,以真正改善民生、增强国力。

  第二是立国求正,帝王和官员尤其要做表率。在十二个方略中,丘濬将“正朝廷”作为首要,其中又以劝帝贤明为根本。弘治五年(1492年),丘濬借天降异象上言:成化年间彗星三现,遍扫三垣,又有地震发生。近来彗星重现,地震天鸣不已,怪鸟宫中鸣叫。这种异象,令人警惕。陛下应修身清心,以立根本;同时要节约财物,勤于政务,不可偏听偏信于阿谀求宠的小人。如此一来,天灾才能消除。对于官场弊政,丘濬提出要“严纪律,正百官”,以法纪和道德对官员实行双重约束。此外,丘濬认为求正应从基础做起,尤其应在教育和教化上下功夫,因为后者的正邪兴衰直接影响到国家治乱和社会风气。

  北京故宫角楼。新华社发

  第三是治事求实,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丘濬从政后,一直保持求真务实、清正勤勉的作风,不被虚名所惑,为朝中大臣所钦服。在翰林院任职期间,他参与编撰过多部重要的官修史书,包括《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等。众所周知,修史之人重在史德和史识。在修撰《英宗实录》时,有人为讨好皇帝而提出于谦在“土木之变”后拥立景泰帝的行为是“叛逆”,应按“不轨”定罪评价。丘濬则认为,当时如果不是于谦挺身而出,不但朝廷危险,国家也岌岌可危,黎民百姓将遭受更大的苦痛。尽管后来正统皇帝夺位成功,但于谦的功绩不能不客观评价。丘濬的这一做法,得到后世史家高度认可,如清人王士禛就认为他治史“持论严正”。

  从政作为殚精竭虑献良策

  丘濬曾总结平生功业,称自己“一生仕宦,无出国门。六转官阶,皆司文墨。”然而,作为弘治年间的重要阁臣,丘濬绝非那种“以章句相高,以清谈为尚”的书蠹,他是一个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的学者型官员。

  入仕后,丘濬秉持“明道达用”的初心,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担任经筵讲官期间,他认真讲解经书,启沃帝心,为宪宗治国提供方略和思路;他利用主持两京各级选拔考试的机会,发挥考试指挥棒的作用,矫正考风文风,担任会试考官时,大胆对考题“开刀”,出了一道关于考风文风的考题;他发挥所长,写下多首《青宫勉学》诗,勉励太子读书,“光阴驹过隙,一刻值千金;白日休虚度,经书好用心”,字字句句,苦口婆心。

  丘濬相关雕版。海南日报记者李天平摄

  虽是一介文人,在军事上,丘濬也同样有所建树。他曾向朝廷建议海南戍兵专管海防贼寇,不必远调大陆,此议得到采纳。海南官兵免去远徙奔波之苦,自发为丘濬立祠,以示纪念。两广闹“匪乱”期间,丘濬向大学士李贤上书,陈述形势,指明方略,洋洋数千言。成化帝对此十分欣赏,命将此议抄报前线参照执行,后来果然发挥了作用。

  丘濬在担任尚书、内阁大学士期间,时常进言,以启发帝心为己任。虽然已年过七旬,精力衰退加之目力退化,他仍给弘治帝呈上《论厘革时政奏》等长篇奏折,以尽到阁臣的责任。在朝中,丘濬一如既往地坚持秉公办事,即便与其他大臣产生矛盾也在所不惜。据《明史·丘濬传》记载,丘濬与同为阁臣的刘健经常发生争论,“尝与刘健议事不合,至投冠于地。”丘濬比刘健年龄稍长,两人的经历和性格比较相似,争论大体属于“君子之争”的范畴。

  丘濬一生饱读诗书,多次为保护古籍、延续国家文脉出力。丘濬一直以唐代张九龄(籍贯韶州曲江,今属广东韶关)为偶像,他在翰林院工作时,在内府藏书中找到一本市面上十分稀缺的张九龄诗文集,欣喜若狂,便亲自抄写了一份。1469年丘濬的母亲去世,他在回乡丁忧的路上,专程前往韶州,将抄写的书稿交到当地官员手中,由当地刊刻。弘治五年(1492年),已入阁的丘濬上《请访求遗书奏》,希望朝廷派人访求天下遗书,整理保存古籍,延续古圣先贤之精神。他在奏折中提出了一书多份、多地藏书、专建一栋瓦石材质的楼房专藏紧要文书等建议。孝宗皇帝阅后,采纳了他的部分建议。

  丘濬晚年身居高位,但一直保持朴素的生活作风。据记载,丘濬“所居邸第极湫隘(即低下狭小),四十年不易”。以丘濬的身份,实属难得。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济困救贫,帮助邻里乡亲。弘治八年(1495年)丘濬去世后,其遗物除皇帝赏赐外,只有图书万卷。

  明人焦竑在《玉堂丛语》中评价丘濬:“世称丘文庄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仅得张淮一园,邸第始终不易,廉静三也。”斯人已逝,但这种好学、正直、廉洁的从政品质仍值得后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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