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星堆等考古新发现的举世瞩目到近年来圈粉无数的文博考古类节目，从层出不穷的文博考古IP到各个博物馆推出的考古小盲盒，考古热的背后，除了其本身所蕴含的巨大文化价值外，也反映了国民对国家文物发掘、保护、传承的重视，折射了当今国民文化自信的提高。你了解海南考古吗，你知道海南考古都有哪些类型，都有哪些重要的发现吗?
海南是岭南文化的重要一支，因琼州海峡的阻隔，其与大陆腹地的交流受到明显的地域限制。孤悬海外的境遇造就了海南独有的历史发展形态，与之对应的考古遗迹和遗物诉说着南溟奇甸陆上和海域的神奇故事。
石器时代考古
落笔洞现一万年前人类印记
远在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三亚市荔枝沟镇东北部的印岭就已经出现了人类活动的痕迹，在这座青翠陡峭的小山峰之下，原始人类已开始了穴居生活，这就是后来1992年至1993年间，考古人员发掘的落笔洞遗址。以落笔洞这样的自然洞穴作为栖息地，省去了人力建造的辛苦，既可遮风挡雨，又可防野兽侵扰。从落笔洞发现的13枚晚期智人牙齿化石来看，分属于老、中、青各年龄段的晚期智人，可见当时这个族群已有相当数量的成员。
此外，落笔洞内还发现了200多件打制石器和锥、矛形器、尖状器、镞、匕等骨角制品，另有哺乳动物化石45种，水生动物化石24种，这些工具和动物化石，可以勾勒出落笔洞人日常生活的场景。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王明忠曾参加落笔洞考古工作，“到目前为止，三亚落笔洞仍是本区发现最早、时代最早的古人类化石遗存，这一发现，将海南人类活动的历史明确推进到了一万年前，为研究海南岛早期人类活动，特别是新旧石器过渡这一重要阶段提供了出土实证。”
落笔洞遗址出土的穿孔石器。
落笔洞遗址出土的华南虎下颌骨化石。
另一重要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是获评“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2012年3月至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海南省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先后发掘了陵水桥山、莲子湾以及三亚英墩三处史前遗址，并对万宁、陵水至三亚三市(县)沿海地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发现了陵水岗山、走风等30余处史前遗址，获得了大量的文化和自然遗物。根据英墩、莲子湾、桥山等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特征，考古研究人员初步建立起了海南的史前文化史，填补了海南史前考古的诸多空白。
陵水英州镇军屯坡珊瑚石墓出土的珊瑚石雕人像。
据王明忠回忆，桥山遗址的整个地层密密麻麻全是陶片，这种生活实用器无疑昭示着此地先民曾有繁荣的生活。让联合考古队更为欣喜的是，桥山遗址发现了海南首座史前墓葬，虽然只挖掘出土了头骨残片和部分胫骨，没有随葬品，但墓葬却有八个柱洞环绕四周，因此专家推测墓葬上原本应该有建筑。墓葬上的建筑让人想到陵墓上的享殿，作为亡灵的祭享殿堂，享殿某种程度上是地位的象征。在桥山遗址发现的墓葬如果真的有墓上建筑，那墓主人或许是族群内地位很高的人。当然，新石器时代海南先民的生活习俗已难以考证，也可能是将过世的家人直接葬在了屋内，抑或后来人在前人的墓葬上建房。
桥山遗址出土凹沿罐。
2016年1月，考古工作者在三亚英墩新石器遗址进行发掘、采集工作。海南日报记者武威摄
古窑址考古
呈本地经济文化古之繁荣
1960年6月，汀迈县(澄迈县)文化馆的干部在该县太平公社碗灶山发现了五座古瓷窑遗址，当时的广东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派文物考古专家曾广亿先生会同文化馆干部作了实地调查，此次调查发现碗灶墩、红泥岭、缸灶墩、深田山和促进山五处窑址，这是第一次发现澄迈在海南窑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而澄迈福安窑址是现今海南唯一一个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古窑址。2002年5月至6月，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福安窑址进行了第一次试掘，出土陶瓷器标本2500余件以及大量垫饼等窑具，发掘者认为窑址年代当属元明清时期，这次试掘填补了海南省古窑址发掘工作的空白。2004年3月至4月，福安窑第二次发掘出窑炉5座，属龙窑类型的横式阶级窑。横式阶级窑在清代福建地区极为常见，另外海南自宋代以来确实有大量闽人迁入，再结合出土铜钱“洪化通宝”(清康熙年间吴三桂之孙吴世璠时期铸造)初步推断，福安窑址为清代烧造，这也改写了2002年时学者对其年代的认识。
福安窑出土的青花执壶。
通过数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来看，澄迈县无疑是清代海南制瓷业的中心，那么此地陶瓷业为何如此发达?光绪《澄迈县志》记载：“金江镇，旧名打铁，在新安都。山川秀明，人文渊薮，货物所聚，舟车所通，人咸以‘小苏州’目之”。原来清代澄迈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都已呈现出繁荣之势，从澄迈县几处窑址的分布来看，基本都在金江镇周边。澄迈还靠近原料产地，有丰富木材用于烧窑，境内还发现有瓷土堆积，方便制瓷。另外，澄迈县地处南渡江的下游，支流遍布境内，境内的美杨窑、福安窑和碗灶墩窑附近都有河流经过，为窑业发展提供了用水。
海南的瓷器最早烧于何时?昌江县旧县村窑发现的青釉碗特征接近宋元时期，饼足碗与其他省唐代的饼足碗基本一致，再结合旧县村自隋唐就作为昌江附近地区县治的历史以及窑址发现的元代龙泉青瓷片，推测旧县村窑始烧年代应不晚于宋元。澄迈县善井窑址也发现有圈足略小且较厚的瓷碗，与其他省份元代瓷碗形制类似。从这些古窑址的发现来看，至少宋元时期海南已经可以独自烧造瓷器。
陵水北高铜鼓(灵山型)。
水下考古
串起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
作为全国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水下考古一直是海南文博工作的重头戏之一，其中以发掘华光礁I号沉船遗址最为可圈可点。这是海南也是中国第一次开展的远海水上考古发掘活动，除发现保存相对较好的船体构件外，船舱内还发现了大量外销陶瓷器。成千上万件陶瓷器装载上船后，本以为能换取大量外利，不料航行途中遭遇暗礁，最终未能完成对外贸易的使命。结合已有的古窑址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华光礁I号沉船出水陶瓷器主要是福建德化窑、闽清义窑和江西景德镇窑等窑口的产品。2013年，海南省博物馆以华光礁I号沉船遗物为展示对象的《大海的方向——华光礁I号沉船特展》，荣获第十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这无疑是对海南水下考古发现的一种肯定。
除了举世闻名的华光礁I号沉船遗址，在我省海域出水的永乐通宝已有数万枚之多，这在明代钱币考古史上绝对是首屈一指的。我省海域另一沉船遗址的考古调查发现元青花瓷片，为国内水下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元青花。从现有的瓷器标本来看，除元青花的原产地景德镇外，海南应该是全国发现元青花瓷片标本最多的地区。
华光礁I号出水陶瓷器。
将沉船、遗迹、出水文物连起来，就串起了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海南的水下考古成果也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以及中外文明交流的一个缩影。
从民国时期韩槐准先生调查文昌市昌洒镇凤鸣村史前遗址至今，海南的考古工作已走过近百年历史。从旧石器时代到宋元明清，从陆地发掘到水下考古，海南的考古工作一直延绵赓续。近期在我省一约1500米深处海域又发现两艘沉船遗址，初步判断应属明代弘治年间与正德年间，推测文物数量超十万件。这样一个包含着巨大文物信息的时间锦囊被打开，必将是海南考古史新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构建海南完整的史前文化史——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
英墩文化遗存—莲子湾文化遗存—桥山文化遗存的基本年代框架的建立，使得我们对海南史前时代的认识不再是一片空白。同时，所发现的人类遗骸及其遗物以及大量的水陆生动物遗存，加深了我们对古人在海南热带滨海环境生活特点及其与大陆关系的理解，这项发现有开创之功。
(作者系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海南管理处馆员)
海南出土铜鼓铜釜等金属器
南溟藏金
作者刘亭亭
除了科学考古出土、出水的大量文物，鲜为人知的是，海南省的不少知名文物其实最早是发现于田间地头的。像道光《琼州府志》中就记有明代一则铜鼓的出土记录：“永乐中，万州土官王惠起黎兵挖引多辉溪水，得一鼓，长三尺，面围五尺，凸二寸许。”此铜鼓发现于明永乐年间，是当时万州官员遣黎兵在挖渠引水之际挖出的。道光《琼州府志》另记有“昌化县铜鼓：明天启五年，邑人获之，藏峻灵王庙中。面围二尺六寸，中空，旁缀两耳，面有蛙凡四。通体厚二分，其色白。惟脐间缺损，击不成声。”有学者曾指出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的一面铜鼓是1942年10月从海南岛黎族群众手中得来的，据说原来就藏于昌江县峻灵王庙，很可能就是明天启年间出土的这件昌化县铜鼓。
新中国成立以后，海南出土的多数青铜器都是村民无意间发现的。像陵水县英洲公社发现的两面铜鼓，一面是公社内福湾大队福湾村农民在村后海滩沙丘高处开荒植树时发现的，另一面则是公社鹅仔大队北高村农民开荒时发现的。临高县发现的两件青铜釜，一件是1964年2月，临高县城镇信用社工作人员在城北约5公里的皇桐岭挖掘树根时发现的;另一件则是1994年秋儋州市洛基镇农民在三杆塘河右岸二级台地上耕地时，于距地表约30厘米处发现的。这些铜鼓和铜釜大都是汉代的青铜器，与黎族先民和汉代军队开发海南岛有着密切的关系。铜鼓鼓面的立蛙和鼓身的各种纹饰展现着海南独特的地域文化，铜釜直腹的造型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独树一帜，这些兼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铜器，虽然不是科学的考古出土，但有着明确的出土地点，现在都是海南馆藏的珍贵文物。
铜鼓和铜釜多为汉代遗物，走过千年历史，其多发现于田间地头的原因已不可知。但大量黎族铜蛙锣发现于洞穴或地下则是有因可循。据黎族学者介绍，铜蛙锣在黎族人心中极为重要，一般是由家族中的长者保存，长者出于安全考虑，有时会把铜蛙锣放在洞穴或埋入地下，等遇到重要场合才会取出使用。有些长者突然过世后，由于铜蛙锣的埋藏地点不为别人所知，便无法再在家族中传承。现在挖出的铜蛙锣，不少就是长者逝世后遗失的。
“朱庐执刲”银印是目前海南省出土最早的官印，实物证明了汉代海南岛就已归属中央政权管辖，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这件银印是1983年5月，乐东县志仲镇谭培村农民在挖橡胶树坑时发现的，后由乐东县文物普查办公室征集。1994年，经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朱庐执刲”银印的时代定为西汉。“朱庐执刲”银印为地名和职位名的组合，“朱庐”即史书上的“朱卢县”(西汉置，有一说在今海口市琼山区);“执刲”又作“执圭”，是战汉时期的一种爵位名，《东观汉记·卷四·百官表》指出“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那“朱庐执刲”银印应是有“执刲”爵位的朱卢官员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