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慨叹海南“读无书”近400年后，丘濬用满腹诗书丈量出一条进取之路。从赤脚借书的可怜娃，到执掌国政的大学士，丘濬用一生证明，真正的读书人，能把孤岛读成芳甸，将残卷读成星河。他的人生经历向海南后学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丘濬雕像。资料图
自少至老，手不释卷
“神童级”的表现让丘濬成为长辈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可偏偏他比“别人家的孩子”更努力。丘濬的阅读习惯始于童蒙时期，他在《送蒋生归省诗序》中说：“自幼有志于学，凡身之所至，耳目之所见闻，心思之所注想，苟有益于身心，有资于学识，有可用于斯世斯民者，无一而不究诸心焉。”据史料记载，丘濬自少至老，手不释卷，举凡六经诸史、古今诗文、九流笺疏之书，以至于医卜老释之说，无不深究。博学多闻成就了他的超凡见识，丘濬在朝堂上以“博极群书”著称。
入仕后，他参与编修《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等，涉及当时的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学校、书院等诸多方面，非博学者不能胜任。当然，在编修过程中，也无形中积累了大量的学识，这让他有了更多的学术自信。丘濬在《愿丰轩记》开篇处写道：“予少有志用世，于凡天下户口、边塞、兵马、盐铁之事，无不究诸心。意谓一旦出而见售于时，随所任使，庶几有以藉手致用。”他广泛学习人口户籍、兵马、盐铁等方面知识，遇到需要的时候，便可学以致用。
四处寻书，得人帮助
明宣德二年(1427)，父亲去世给丘濬的成长和求学带来了不少困扰。其《藏书石室记》载：“予生七岁而孤，家有藏书数百卷，多为人取去，其存者盖无几……及闻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计纳交之，卑辞下气，惟恐不当其意，有远涉至数百里，转凂至十数人、积久至三五年而后得者，甚至为人所厌薄，厉声色以相拒绝，亦甘受之不敢怨怼，期于必得而后已。人或笑其痴且迂，不恤也。”丘濬如痴似狂地读书，四处寻找可读之书，借书时遭遇冷眼和呵斥，他默默承受，心想只要能借到就好。
丘濬在《藏书石室记》中回忆自己的借书经历。罗安明翻拍
丘濬年少时，曾得到来琼任职官员徐鉴、程莹的帮助，他们或为家境贫困的丘濬提供资助，或鼓励他读书，对他寄予厚望。点点滴滴，少年铭记于心。后来，徐、程去世，丘濬在给他们撰写碑铭时，仍不忘表达感恩之意。
丘濬的门生王佐在《琼台外纪》中也提到了丘濬读书之事：“璟尝与薛尚书继远、丘文庄仲深友善，时接谈笑，其声琅琅。然每伤其妻父王霜筠先生家多书籍，而后无能主者。收藏宝蓄，用资诸人，以故薛、丘二公多得名书观览，皆起寒畯，而能以学识致通显，为海内名人，璟有助焉。”赵璟是丘濬青年时期的挚友，在海南“书籍举无有”的情况下，他为丘濬读书提供了很多便利。
经历了诸多求书的艰难，又感激徐鉴、程莹、赵璟等的无私分享，丘濬在《藏书石室记》中许诺：“某也幸他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购书籍，以庋藏于学宫，俾吾乡后生小子苟有志于问学者，于此取资焉。无若予求书之难，庶几后有兴起者乎!”
遍览典籍，抄出珍本
景泰五年(1454)，丘濬终于考中进士，踏进翰林院，可以博览朝廷珍藏的典籍。他一有时间就沉醉其中，一发不可收拾。正德《琼台志》载：“濬自以远方新进，一旦名动京师，方欿然不自足，益求人间未见书读之，遂以博极群书而称于时，尤熟本朝典故，乐为学者道之。”
丘濬不但饱读诗书，还多次为保护古籍、延续国家文脉出力，极力宣扬岭南文化。他视唐代名相张九龄(世称“文献公”)为偶像，一次在内府藏书中找到市面上十分稀缺的张九龄诗文集，欣喜若狂，遂抄写了一份。成化五年(1469)丁忧返乡途中，他专程前往韶州(今广东韶关)，将抄写的书稿交到正在韶州做通判的好友涂暲手上，让他请人刻印流传。丘濬在《寄题曲江张丞相祠堂》中说：“儿时梦寐慕乡贤，购访遗编四十年。密阁抄来郡斋刻，文章功业两皆传。”
丘濬还从内府抄出北宋余靖(谥号襄，广东韶关人)的《武溪集》，使又一部岭南文化名人的著作得以流传。成化九年(1473)，丘濬在这部书的序中说：“岭南人物，首称唐张文献公、宋余襄公，二公皆韶人也。韶郡二水夹城，自泷来者曰武溪，浈水自庾岭下与武溪合，是为曲江。张公既以曲江名其集，余公之集名以武溪，盖有意以匹张与?……二公之集之存，岂非岭南文献之足征者乎?予尝怪柳子厚(柳宗元)谓岭南山川之气独钟于物、不钟于人。”
老槐树下，厚积薄发
丘濬进入翰林院工作后，在京城东郊购得一处院内有老槐树的房产，将其中的一间装饰一番，并取名为“槐阴书屋”。忙完公务后，他便在其中静享读书时光，“翻阅书史，口诵心惟。凡古圣贤所以用心而著于书，古帝王所以为治而具于经史者，与夫古今儒生、骚客所以论理道、写清景而寓于编简者，皆得于此乎，神交梦接之而肆吾力焉”。可以说，没有在槐阴书屋的积累沉淀，就没有后来声名远播的丘濬。
丘濬一生遍览群书，也留下了许多著作。他先后参与编修《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续资治通鉴纲目》《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等，独自撰写《朱子学的》《平定交南录》《世史正纲》《大学衍义补》《文公家礼仪节》《成语考》等理学、史学、蒙学著作，甚至还有《本草格式》《明堂经络前图》《明堂经络后图》《群书钞方》等医书传世。此外，他还撰写了诗、词、赋、记、传、杂说等大量文学作品。《明史·丘濬传》记载：“(丘濬)性嗜学，既老，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
《丘濬著书图》。手绘/杨千懿
保护图书，延续文脉
弘治五年(1492)，年逾古稀的丘濬向明孝宗呈递《请访求遗书奏》，他说：“惟夫所谓经籍图书者，乃万年百世之事焉。是皆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义事功之大，建置议论之详，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惟经籍在天地间，为生人之元气，纪往古而示来今，不可一日无者。”为此，丘濬建议建立系统化的图书管理制度，分类整理、登记造册，安排专人维护、修补、抄写、采购，并永久存档，确保文脉不断流。
丘濬提出书籍乃“生人之元气”，是连接古今智慧的命脉，远比珍宝贵重。他痛陈现状，内府藏书不及前代十分之一，且疏于整理、购求，长此以往恐散失殆尽。丘濬超越一时政务，视延续文脉为“万世之责”，呼吁朝廷效法明太祖搜书之举，启动实施国家级的图书抢救工程。皇帝被他的进言打动，安排相关部门研究实施。
京城的槐阴书屋和海南的藏书石室究竟有多少藏书，相关文献没有明确记载，然而丘濬喜欢收藏书是不争的事实。《琼台志》记载：“及(丘濬)卒南归，除钦赐白金绮币外，囊无赢资，行装惟图书数万卷而已。”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书香仍是他心灵的最大慰藉。
弘治七年(1494)，丘濬升为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把自己的荣耀与成功归功于“世积阴功子读书”，即行善积德、认真读书。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丘濬思想文化及传播研究”(24@ZH037)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