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海南儋州中和古镇宁济庙的珍藏里，相传为宋高宗敕封冼夫人而亲笔御题的宁济庙诰一文历来颇受社会瞩目。说是“御笔”，仔细一看落款，其实是后世之人重书的。虽然如此，但是在游客和信众的眼中，其分量仍是沉甸甸的。对于这样一篇重要历史文献，至今仍无一份比较全面深入的释读报告，以至网上的科普文章五花八门，但都是围绕冼夫人来解读的，关键字句的理解也难以令人信服。因此，我们有必要一探究竟。
一、贵州教授羊郁与“乞赐号”
2015年1月12日，南海网转载《海南日报》文章《海南民间冼庙图谱：全岛冼庙超300座披露冼夫人与海南渊源》(文/陈雄)，文中写道：
南宋绍兴年间，应贵州教授羊郁(儋州人)请求，宋高宗赵构(1107—1187年)赐封儋州中和冼夫人庙为“宁济庙”，封冼夫人为“显应夫人”，并亲题庙额，诰曰：
儋耳在海岛之中，民黎杂居，厥田下下。弥寇攘之患，格丰登之祥，惟神之功，宽朕之忧。顾未加擢第，阙孰甚焉。其改为小君，易二百年之称号。尚凭宠命，弥广灵厘。
(诰文)称海南岛能有安定繁荣，是因为冼夫人的威望和神力庇护。这是首次由后世皇帝褒扬冼夫人的御书。皇帝的敕封题诰和文人的诗文传颂，提升了冼夫人在海南的声望，推动海南各地立庙祭祀冼夫人的热情。
南海网转载的《海南日报》关于宁济庙的文章(周宏伟截图)
——文中关于“宁济庙”的表述代表了海南对宋高宗赐封儋州中和镇冼夫人庙为“宁济庙”，封冼夫人为“显应夫人”，并亲题庙额一事的认知，其中皇帝敕封的诰辞被挂在今中和镇宁济庙(冼夫人庙)中作为一种御赐荣耀。正德《琼台志》和万历《儋州志》均记载“贵州教授乡人羊郁乞赐号，封显应夫人”，就是说此事系由时任贵州教授羊郁(儋州人)请求赐封而来，而且今人还认为宋高真御笔亲书了诰词。
清雍正《广西通志》卷五十一关于羊郁的记载(源自“识典古籍”网古籍扫描影像网页，周宏伟截图)
羊郁何许人也?明万历《广东通志》卷六十记载：“羊郁，时州教授。陈元，遂溪知县。王中，迪功郎。”清雍正《广西通志》卷五十一记载：“贵州教授(条目名)。羊郁，儋州人。”清鲁曾煜纂、郝玉麟修《广东通志》卷三十一记载：“羊戴，儋州人，知博白县事。羊郁，儋州人，贵州教授。陈元，儋州人，遂溪知县。”
清鲁曾煜纂、郝玉麟修《广东通志》卷三十一关于羊郁的记载(源自“识典古籍”网古籍扫描影像网页，周宏伟截图)
可见，历史上确有贵州教授羊郁其人。羊郁求封一事，宋代文献中暂时查询不到相关记载。但是，赐封一事和相关诰词，宋代文献中倒是确有记载。
南宋周必大《掖垣类稿》记载：
“撰昌化军宁济庙神加封(条目名)。原标‘昌化军宁济庙，伪汉封永清福夫人，今改封显应夫人’。转运司状：三十二年亢旱，祠祷雨降，岁则大熟。又黎人作过，巡尉祘祷，雷雨大作，黎人惊散(条目注)。勑(勅)某神：儋耳在南海中，黎人杂居，厥田下下，弭寇攘之患，格丰登之祥。惟神之功，宽朕忧顾。未加翟茀，阙孰甚焉。其正位小君，以易二百年之称谓，尚凭宠命，弥广灵釐(正文)。”
南宋周必大撰、周纶编《文忠集》记载：
“昌化军宁济庙，伪汉封永清福夫人，今改封显应夫人(条目名)。转运司状：三十一年亢旱，祠祷雨降，岁则大熟。又黎人作过，巡尉祈祷，雷大作，黎人惊散(条目注)。
勑(勅)某神：儋耳在南海中，黎人杂居，厥田下下。弭寇攘之患，格丰登之祥。惟神之功，宽朕忧顾。未加翟茀，阙孰甚焉。其正位小君，以易二百年之称谓。尚凭宠命，弥广灵釐。可(正文)。”
周必大《文忠集》关于昌化军宁济庙的记载(源自“识典古籍”网古籍扫描影像网页，周宏伟截图)
对比宋代权威文献发现，南海网刊发的文章中引用文献有几处明显的异文：“儋耳在海岛之中”“民黎杂居”“宽朕之忧”“顾未加擢第”“其改为小君”“易二百年之称号”。
7月24日“俚人文化”微信公众号刊发了专家何火权的文章《宁济庙宋高宗庙额诰的两处传抄错漏探微》(原载当日《茂名日报》)》，文中考证吴兆奇《冼夫人文化史话》引述宋高宗庙额诰的后半段“顾未加翟，第阙孰甚焉?其致为小君，易二百年之称号，尚凭宠命，弥广灵釐”，用《冼夫人文化全书》中韩国强撰写的《宁济庙简介》(“顾未加瞿，第阙孰甚焉?”)、麦穗辑录的《正德<琼台志>、清康熙<琼州府志>、乾隆<琼山县志>等的记述》(“顾未加翟，第阙孰甚焉?”)来对照，考证认为“翟(瞿)，第”系“翟茀”之误。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认为“改位”系“致位”之误则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宋代原文为“正位”。作者考证的依据是《海南冼庙大观》和明清史志。
更为根本的是，作者把所有考证的前提定为对冼夫人的研究，虽然作者抓到了“易二百年之称谓”的时间关键，但是并没有由此综合李光《儋耳庙碑》冼夫人迁城至写作之时“今凡二百年”“夫人冯氏生隋末”的矛盾分析和怀疑冼夫人五代伪刘之世封清福夫人的准确性，澄清清福夫人非冼夫人的真相。
作者在文中说得好：“史学研究是一项严谨的工作，对于古代方志所载的文字，一定要多方考证，对照多个版本，才会找到真相，不至于将错就错或以讹传讹。”不过，可惜的是作者自己引用的文献不够多，溯源不够，就急着下结论了。
二、制诰“以易二百年之称谓”验证昌化军宁济庙为儋耳婆庙而非冼庙
从“昌化军宁济庙伪汉封永清福夫人今改封显应夫人”到“其正位小君，以易二百年之称谓”，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中间相隔的时间。“伪汉封永清福夫人”的具体年份虽然由于历史原因，南汉官方史料文献缺考(如《南汉书》《十国春秋》中未保留该册封的直接记载，现存宋代文献仅追溯“伪汉时期”，故无法确定精确到年的具体时间)，但是可参考“伪汉”(南汉)的存在年代。“伪汉”存在于917年到971年，“今”南宋绍兴年间始于1131年，结束于1162年。从1162年倒推200年，大致为五代后晋至南汉早期(946—962年)，与南汉统治海南的中期时段吻合。结合海南儋州作为南汉边疆重镇的地位，推测册封可能发生在南汉国力相对稳定的刘䶮(917—942年在位)至刘晟(943—958年在位)时期，此时南汉对海南的统治较为巩固，具备推行文化整合政策的条件。
同时，本书提到，阶段性研究文章《冼夫人和儋耳婆是同一个人吗》已经考证，显应夫人、儋耳婆、儋耳夫人是同一人，显应夫人庙、儋耳夫人祠、灵济庙是同一个庙，从而确认永清夫人也即显应夫人、儋耳婆、儋耳夫人，宁济庙即灵济庙，但非今儋州故城所在地中和镇的宁济庙。其中，《舆地纪胜》条记载绍兴辛未(1151年)，赐显应夫人庙“灵济”，《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十一月赐城南儋耳夫人祠庙额‘宁济’，三十二年(1162年)一月封儋耳夫人为“显应夫人”。从南汉封儋耳婆为“永清(清福)夫人”到南宋因绍兴“三十一年亢旱，祠祷雨降，岁则大熟”于三十二年(1162年)封“显应夫人”，之间相隔191年至245年，“二百年”之概数包含在这个时间段内。因此儋耳夫人从“永清(清福)夫人”改封“显应夫人”确实系“易二百年之称谓”之举。
周必达文集的记载也解决了产生“永清”“清福”之争的原因：南汉给儋耳夫人的封号本就是“永清福夫人”，把两个争议的封号名称都包含在里面。周必达曾在南宋开国皇帝高宗在位时期为官，而《舆地纪胜》的作者王象之(1163—1230年)、《诸蕃志》的作者赵适汝(1170—1231年)的出生和生活年代都晚于《文忠集》的作者周必达(1126—1204年)，周必达更是在高宗绍兴年间为官，其作品《掖垣类稿》正是对其为官期间政事的实录，可见其记载比王象之、赵适汝更权威，而王、赵二人以及后世其他人的对儋耳夫人南汉封号“永清”“清福”的记载应是根据周必达所载“永清福”的不同简写。如果说“永清福”为误写，那么后人将其分别记载为“永清”“清福”也属正常，关键是无论怎么写都是指同一人。
对此，阎根齐《论宁济庙从儋耳夫人到冼夫人的祭祀转变》等学术研究成果认为，“福”字应为后世抄录讹增。因为宋代官方制诰中“夫人”封号多为双字，如“显应夫人”“永清夫人”，罕见三字，因此“永清福夫人”即“永清夫人”也有道理。但是周必大《掖垣类稿》《文忠集》都抄录错误，说服力不强。南宋李光《儋耳庙碑》提及“五代伪刘之世封清福夫人”，阳江市高凉文化研究会等通过文献比对指出，“清福夫人”应为“永清夫人”的抄录颠倒，因为宋代碑刻中“永”“清”字形相近易误，这也是一种解释。且李光撰写碑记时(1156—1159年)已被贬多年，可能有记忆偏差或地方史料讹误导致封号写错，因此“清福夫人”并非独立封号，仍指向南汉所封“永清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