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学频频触电_海南新闻中心_海南在线

　　1933年，茅盾的名作《春蚕》被搬上了银幕，这是新文学第一次与电影结缘，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纷纷“触电”，发展至今已是蔚为大观。人们热爱文学，通过文字幻想着诗和远方，而电影则能够将文学中的场景和人物直接带到观众面前，文学与电影的合作是一次双赢，文学因电影而更有活力，电影则因文学更有深度。

《穿过雨林》电影海报

　　十里洋场的两种“摩登” 要么是资深影迷要么“以身触电”

　　20世纪上半叶，电影是一种十分“摩登”的生活方式，文学也是。随着电影的蓬勃发展，作家们也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那个信息不甚发达的年代里，电影成了作家们拓展视野、观察世界的重要媒介。

　　鲁迅就是一位资深影迷。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在上海，鲁迅养成了看电影的爱好。鲁迅的“电影瘾”很大，他在上海住了十年，却看了一百四十余场电影，即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也仍然多次欣然前往电影院去看新上映的影片，他在写给几位年轻人的信件中曾经说“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这可能会有点言过其实，但是也足以看出鲁迅对电影的热爱。

　　鲁迅到上海后的第一个春节便是看着电影度过的，“旧历除夕也，夜同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而鲁迅在生命最后的几天里仍然顶着高烧去上海大戏院看由普希金作品改编的前苏联电影《Dubrovsky》(《杜布罗夫斯基》)，并评价曰“甚佳”。

　　鲁迅看电影看得很“杂”，他尤其喜欢看带有异域情调的片子。在他的观影列表里，不仅有那些展现世界风貌的纪录片，更有诸如《人猿泰山》这样的影片，鲁迅足不出上海，却在电影院里看到了全世界。不仅如此，鲁迅还喜欢带着全家及弟弟周建人一家去影院看《米老鼠》，有时甚至能“观米老鼠影片凡十种”，只是不知在孩子们开心的同时，鲁迅本人是否也能从卡通电影中找回童年时的那份闲适。

　　如果说鲁迅是喜欢看电影，那么更年轻一些的作家们可真的就是“以身触电”了。同样是在上海，时间却到了1946年，张爱玲认识了导演桑弧，担任了《不了情》与《太太万岁》两部电影的编剧。张爱玲爱看电影，此前就以英文发表了不少影评，但是亲自编剧又是另一回事。不过，张爱玲对上海弄堂里人情世故的熟稔以及文学上的天赋，得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随着《不了情》在上海的轰动，张爱玲又将这部电影改编成了小说，名为《多少恨》，小说和电影相映成趣，也成就了文学与电影互动的一段佳话。

《黄金瞳》影视剧海报

　　雅俗共赏的文艺宣传随着电影放映员的足迹踏遍乡村场院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电影与文学的合作是一种偶然，那么，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电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密不可分。在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一批或催人泪下，或令人热血沸腾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主题大多是关于革命者的英勇和战争的壮烈。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加上文化教育尚待普及，让每个人都去阅读文学作品显然是不现实的，而电影却能直观地将文学作品的内容传达给观众，让更多人在更快时间里领会到新中国的来之不易。于是，许多文学作品被纷纷搬上舞台，电影的播放也不仅仅是在电影院内，而是随着电影放映员的足迹踏遍了乡村场院，这些电影放映员常常是风餐露宿，扛着一台播放机为人们带来精神食粮。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的速度很快。1957年，有一个陌生的名字闯进了文学读者们的视野，他叫曲波，是一位曾经在白山黑水间带队剿匪的战斗英雄，在新中国成立后奋斗在工业建设战线上，他只是一心想把自己曾经在东北剿匪时的所见所闻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如今的幸福来之不易，便执起一支笔写了起来，却不想成为当时现象级的作品《林海雪原》。而仅仅过了两年多，1960年，《林海雪原》便被导演刘沛然拍成了电影，随着电影的放映，少剑波、杨子荣等一批英雄人物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由王润身扮演的杨子荣更是成为这一人物形象的“标准照”，想当年，恐怕没有人不会对上几句“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也许有人会没有读过曲波的文学作品，但却不会有人没看过由其作品改编的电影，而看完电影再去读原著，更觉得原著有味道，就连王润身当初在竞演杨子荣时也强调他是读过原著的。这便是文学与电影的合作成就了《林海雪原》的这部经典。

　　当然，也有好事多磨的。1958年，杨沫出版了带有传记意味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却没想到引起了两大电影制片厂之间的博弈。杨沫并不是职业作家，而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员工，她只是想将她的经历讲给更多人听。杨沫的妹妹是当时的著名演员白杨，妹夫则是导演蒋君超。早在创作时，妹夫蒋君超就曾经提出要将《青春之歌》搬上舞台，并将它列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拍摄计划。当时两大制片厂之间的纷争，经过协调，最终花落北影。《青春之歌》一经上映即引起轰动，林道静的人生经历也成为许多青年人的参考。

《人世间》影视剧海报

　　海南文学的光影世界共享“红色”“绿色”“蓝色”交织的空间

　　改革开放以后，电影与文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愈发紧密。1986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问世，而只隔了一年，张艺谋就将其改编成了电影《红高粱》，并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此殊荣的亚洲电影，文学与电影的合作不仅使莫言驰名文坛，还捧红了姜文、巩俐等众多演员，更捧红了当时第一次担任导演的张艺谋，文学的传奇和电影的传奇携手并进，共创辉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也成就了许多集创作与编剧于一身的复合型作家，麦家、海岩以及韩寒等作家皆在此列。同时，一些网络作家也悄然崛起，《斗破苍穹》《盗墓笔记》《斗罗大陆》等纷纷引爆观影热潮，这又是另一番文化风景了。

　　在海南，文学与电影的结合也同样引人瞩目，海南是诗歌岛、文学岛，同样也是电影岛，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已经举办了四届，海南文学近年来也收获颇丰。早在2013年，由海南作家崽崽的《我们的三六巷》改编的《三六巷》就已经问世，成为反映海南建省以来社会变化的重要见证;海南作家晓剑更是以资深编剧的身份操刀教育扶贫主题电影《穿过雨林》。而海南的网络作家则更加活跃，柳下挥、梨花颜、打眼等网络作家的作品也在不断转化为影视作品的过程中……

　　对电影与文学而言，海南都是一座宝山、一座富矿。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丰富多样的人文资源，从街头巷角随处可见的老爸茶到古老而辉煌的黎苗文化，从传承千年的东坡古韵到百世流芳的海瑞清廉，从热带雨林到南海远洋，从母瑞山的精神到乡村振兴的坚守，海南本就是一篇写不尽的文章、一部拍不完的电影。海南文学与电影共享着这样一个“红色”“绿色”“蓝色”交织的空间，更是应该打破艺术门类的限制，作家与导演应该共同参与进一些海南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主题当中，共同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增加深度和厚度。文学记载着这座岛屿日新月异的变化，而电影，则畅想着海南更加绚丽的未来。

　　(作者系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