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明代海南先贤丘濬位极人臣，著作等身，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在求学经历、政治主张、诗文成就、学术见解等领域，都有着讲不完的故事。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视域下丘濬研究”研讨会召开之际，回望丘濬的治学之路，无疑可以帮助今天的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位明代大儒的家国情怀和思想境界。
丘濬后裔丘程光二〇一七年赠予海南大学图书馆的明末崇祯刻本《大学衍义补》。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金花三巷9号，今天已是一片繁华的都市景象，而六百年前，这里还是名为“下田”的村子。但就是在这孤悬海外之地，诞生了明代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丘濬。丘濬作为明成化、弘治年间的中央重臣，官至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明代史家称他为“中兴贤辅”。其于学术上更是优赡赅博，“三教百家之言，无不涉猎”，被认为是“当代通儒”及“有明一代文臣之宗”，其治学实践与思想时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翰林修书 积学明智
“天下事无不可为者”
明景泰五年(1454年)，丘濬历经四次会试之后终于高中进士，主考官极器重丘濬的文章，将其列为榜首。虽然之后的殿试屈居二甲第一名，但这却是丘濬生命中重要的里程碑，终于得以在而立之年踏入仕途。之后他被选入翰林院工作，治学之路也由此开启。初入翰林院，他的身份为庶吉士，是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职责，是明朝培养朝臣的途径之一。
翰林院庶吉士一职还为丘濬提供了得以博览中央珍藏典籍的良机。
在此期间，丘濬被朝廷赋予重任，即参与多部史志的编纂。第一部为《寰宇通志》，此为记述明朝国家和邻近区域的地理志书，早在太祖洪武年间就已下令编纂，直至丘濬进入翰林院仍未完成。景泰六年(1455年)，丘濬被委以史官一职，全力投入《寰宇通志》编纂的工作，终于景泰七年完成。依循惯例，所有参与编纂工作的人员都获得皇帝的赏赐与提升，因此丘濬也被擢升为翰林院编修(正七品)。但该书未及颁行，次年宫廷内部发生了“夺门之变”，明英宗朱祁镇取代弟弟朱祁钰复位。朱祁镇为不使景泰帝有修志之美誉，以它“繁简失宜，去取未当”为词，于天顺二年(1458年)命李贤、彭时等重编《大明一统志》，以传后世。因此，丘濬又被任命为纂修，投入到新的编纂工作之中。《大明一统志》于1461年完成编纂，共九十卷，系统而集中地保存了明代政区的有关地理资料。
丘濬故居里的丘濬塑像。
无论《寰宇通志》还是《大明一统志》，都涉及了当时的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等诸多方面，非博学者不能胜任，因而丘濬在参与编修志书过程中，也无形中掌握了大量的学识，这也为他以后更大的政治及学术抱负提供了自信。他在《愿丰轩记》一文中写道：“予少有志用世，于凡天下户口、边塞、兵马、盐铁之事，无不究诸心。意谓一旦出而见售于时，随所任使，庶几有以藉手致用。及登进士第，选读书中秘，即预修《寰宇通志》，又于天下地理远近，山川险易，物产登耗，赋税多少，风俗美恶，一一得以寓目焉。是时年少气锐，谓天下事无不可为者，顾无为之地耳。”足见这段经历对其影响之巨大。
赓续程朱 宗传道统
“下学者事也，上达者理也”
天顺七年(1463年)，丘濬完成了生平的第一部专论——《朱子学的》。该书是丘濬编辑宋儒朱熹的言论而成，反映了他的治学倾向。程朱理学是明朝官方所尊崇的正统主导思想，明成祖诏谕编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本，虽为维系国家稳定的政治形态有所帮助，但不可避免造成了道学的僵化。朱子学说意识形态化后日益拘滞，科考士子只是从《四书》中剽窃只言片语，不读朱子原书更不力行其道。正如康熙年间张伯行所说：“丰蔀以制科之帖括，爚乱以剽窃之词章，然后朱子之学日以益晦。”这引起诸多知识分子对程朱理学的反思，与丘濬同时代的陈献章掀起的“糟粕六经”观点影响极大，朱子学说的权威地位由此出现了动摇。
从《朱子学的》可以看出，丘濬对明朝官方的正统儒学——程朱理学秉持支持及关注态度，编撰《朱子学的》意在转变这种僵化学风。丘濬在书中系统总结朱熹理学思想体系，引领士人以“学以成圣”作为德性目标，学者评价为“宗传之绪”。该书对朱子学之整体作提纲挈领的勾稽，也是其一生治学得力所在。丘濬生活在阳明心学盛行的前夜，并未卷进朱王学术争辩的旋涡中，故而《朱子学的》的撰作相对纯粹。
关于《朱子学的》之得名，丘濬说：“学以圣人为的，龟山杨子之言也。而朱夫子于《中庸或问》论中和位育处，亦以是为言喻学者之必志于为圣贤，亦如射者之必志于中的也。”大道之行当以古圣先贤为榜样，如弓矢之目标在靶，此譬喻最早用于《孟子·万章》中。《朱子学的》的编撰目的在为初学者“得其门而入”，是周程张四子之阶梯。《朱子学的》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挽救程朱之学所面临的危机和没落。
一方面，《朱子学的》体现了丘濬“下学人事，上达天理”的治学旨趣。其形式上取《论语》之形，内容上采《小学》之神。向来儒家有关性理诸书，大都开始于太极道体，如朱子与吕祖谦共辑的《近思录》。为了便于初学者入门，丘濬反其道而行，《朱子学的》以“下学人事”为先，为学工夫上“主敬”皆从内而外，丘濬则相反，使初学者有用功下手的地方;在格物穷理中特别重视读书一事，“今之学者无师授，而欲舍读书以穷理，吾见其泛无归宿矣”;在六经次第上，改变传统的“易、书、诗、春秋、礼”的顺序，遵循由浅及深的原则，先诗、书、礼，而后及易、春秋;在人伦次第上，由近及远，以父子为先，最后才是君臣。丘濬从《朱子语类》卷四十四《论语二十六·宪问篇·莫我知也夫章》中拈举“下学者事也，上达者理也，理只在事中”一句，作为《朱子学的》开篇。
下学上达之辨，从理事关系来说，下学是事，属于形而下者，上达是理，属于形而上者，理事交彻，圆融无碍，事事都有其天理，即规律性，天理均要落实在人事上，这样，学人事自然能上达天理。
另一方面，丘濬借《朱子学的》明道统之所传。道统论经唐代韩愈《原道》的阐扬，到南宋朱子最终完成。《朱子学的》以《道统》一篇作结，目的在明朱子学渊源所自。该篇由尧舜孔子说起，罗列朱子对北宋周敦颐、张载、二程四子的赞语，及朱子自赞，概见传道者之学术气象。接着记述朱子学道历程、朱子著述之故，引列朱子自评及门人后学评赞《四书》、诸经史、《小学》等著述之言，再叙述朱子生平志节，最后解释“敬”为朱子道学之极致及赞朱子所以为道统之正的原因。而这即为该书编撰宗旨——作为习学周程张四子的阶梯，希望时人可以藉由《朱子学的》而达到周程张四子的为学境界。
该书问世后，影响颇巨。明代隆庆年间，史朝宜担任广东按察副使时，又刊刻《朱子学的》，他在谈到该书的作用时说：“学者由是编以会朱子之意，则入道之门，一开卷而尽得之。”足见世人对《朱子学的》的肯定。
丘濬故居里的“可继堂”。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整顿文风 回归正统
“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
永乐至成化几十年间，在太平盛世氛围下的诗文，饱含富贵福泽之气，尽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应制和应酬之作，诞生的所谓“台阁体”，貌似雍容典雅，平正醇实，实则脱离社会生活，既缺乏深湛切著的内容，又少有纵横驰骤之气，徒有其工丽之形。这种文风由于统治者的倡导，一般利禄之士得官之后竞相模仿，以致沿为流派，文坛风气遂趋于庸俗肤浅，而且千篇一律。
“台阁体”萎弱冗沓的文风至成化以后渐为时代所不容，革除其流弊的呼声愈来愈高，在“茶陵诗派”崛起，以及随后李梦阳、何景明“前七子”倡言复古之前，丘濬就已经注意到这一弊端。
丘濬生于珠崖，经史知识多靠自学沉积。到了北京以后，他花了三年时间在时任国子监祭酒萧镃门下学习。萧镃专长文学，不重空言，因此丘濬亦文风严谨，思想和学术专注于经世致用。
成化十三年(1477年)四月，丘濬擢升为翰林院学士，四个月后晋升为国子监祭酒(从四品)直至1487年。十年间，身为国子监祭酒的丘濬注意到当时文坛已然出现了不正之风，对此他讲道：“近年以来，书肆无故刻出晚宋《论范》等书，学者靡然效之，科举之文遂为一变。说者谓宋南渡以后无文章，气势因之不振，殆谓此等文字欤?”丘濬致力于整顿当时的写作风气，认为好的文风的关键在于文章的意旨，文藻措辞则不是考量的重点。
丘濬呼吁读书人文风要正，认为文风歪曲势必会对科举制度产生显著冲击，倘若在科考过程中出现不合时宜的文章，不仅作者本人将遭受落第之痛，更会干扰整个科举风气。更有甚者，一旦那些受到不正之风影响的科举士子们侥幸踏入官场，定会影响行政体系的平稳运转，进而为王朝的统治埋下潜在隐患。因此，丘濬随即阐述了其本人对革除文风之弊的期许：“伊欲正人心，作士气，以复祖宗之旧，使明经者潜心玩理，无穿凿空疏之失，修辞者顺理达意，无险怪新奇之作，命题者随文取义，无偏主立异之非。”
丘濬身为国子监祭酒，还站在主考官的角度希望“命题者随文取义”，不要有偏离正统文风的题目出现。无论是考官出题还是考生答卷，唯有恪守经书之旨，不求险怪新奇，方能保障科举制度的稳步运行。《明史·丘濬传》记载：“时经生文尚险怪，濬主南畿乡试，分考会试，皆痛抑之。及是课国学生，尤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丘濬将不良文风形成原因归结于科举制度的不良影响，他认为明朝初年的科举考官出题也“深求隐僻，强裁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遂使学者无所依据，施功于所不必施之地”。科举士子们必须尽可能专心通读所有经书，才能保证在科考的过程中从容应对，这就导致考生过分关注经典文句的训诂解析，而忽视了治学的根本——经世致用。
丘濬的科举文风改革思想旨在净化日渐支离的学风，抵制心学的影响，重塑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他从不满足于单纯地博览群书，而是心怀济世之志，以天下为己任，希望天下读书人应当恪守程朱理学所规划的道德修养体系，以经世致用的态度去投身举业，通过研读儒家典籍来探究治世之道，匡正学风的凋敝与政局的衰败，进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
《世史正纲》 以史资治
“非道非义，功利虽大弗取也”
丘濬在著史方面，亦颇有建树。
成化十年(1474年)六月，丘濬丁母忧后重回京城的工作岗位。回京后不久，在尚书彭时的推荐下，参与《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纂。该书于成化十三年四月书成并奉表上呈，宪宗亲自为之写序。由于编纂有功，丘濬被擢升为翰林院学士(正五品)。此后，成化十二年(1476年)他又花费大量心血，仿效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和吕祖谦《大事纪》的编写体例，撰作了《世史正纲》32卷，纪事起自庚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统一中国，止于戊申(1368年)明太祖建立明朝，凡1589年。全书分秦世史、汉世史直至明世史共12个世史。丘濬一边叙述历史，一边评论历史，叙论结合，以著世变，明道义，正纲纪，阐述和宣扬他的经学历史观。
关于撰写《世史正纲》的旨趣，丘濬在自序中进行了阐述：“《世史正纲》曷为而作也?著世变也，纪事始也。其事则记于其大者，其义则明夫其统之正而已。董子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非道非义，功利虽大弗取也。”这表明其撰史目的在于记述历史发展变化以及历史上发生的人和事。但丘濬并非事无巨细一并收录，而是只“记于其大者”，即符合儒家道义的史事，虽小必记。不符合儒家道义的史事，再重要也不予载录。
丘濬在《世史正纲》中提出了重史德、史识的“良史观”。他宣称：“夫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史，亦不可一日无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时之事。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丘濬的史德体现在他能够秉笔直书，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一是敢于为于谦正名。丘濬曾作为修纂官参与《英宗实录》的修撰工作。当时有人仍坚持英宗时的观点，将于谦定为不轨之罪。而丘濬则据理力争，《明史·丘濬传》载：“至修《英宗实录》，有言于谦之死，当以不轨书者。”濬曰：“己巳之变，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论定，诬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
丘濬在史识方面也不乏创见，尤其是对王朝治乱兴衰的独特见解，指出王朝若要兴盛，除需具备开创之主，也要有中兴守成之君，认为开创之主所建立的基业，继任之君若无力巩固，王朝终不免走向灭亡。丘濬所处的时代正是历经“土木之变”后由盛转衰的明中期，作为心怀经世济民情怀的名儒，他试图一改朝野上下不正之风。其作《世史正纲》，是以古鉴今，以历来王朝的治乱兴衰来规劝统治者励精图治，流露了对天下国家治平的怀抱。譬如，《世史正纲》认为秦王朝统治者奢侈无度，大肆营造宫殿，无视民间疾苦的行为最终导致秦二世而亡，足以给后世君主警醒。又如，对秦以宦者赵高为中丞相一事，丘濬指出：“此后世用宦者辅相之始，万世之下可以鉴矣!”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丘濬所处的明王朝正是宦官专权、政治黑暗的典型代表，这也意味着他著史以求规劝统治者励精图治的良苦用心并未奏效。
《世史正纲》问世后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赞扬《世史正纲》“持论严正”。胡应麟《史学占毕》更谓：“《春秋》之后有朱氏，而《纲目》之后有丘氏。”1935年，南京仿古书局出版了丘濬的《世史正纲》，并被选定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读物，其目的在于以其激奋民族精神，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由此足见丘濬史学著作和思想价值之巨。
重衍《大学》 经世致用
为帝王编写“教科书”
《大学》原为《小戴礼记》之一篇，其所提倡以德治国之实践体系，基本途径为“修齐治平”，以修身为基础，以德治天下之德治理论思想。在宋代以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宋以后，经二程、朱熹的大力推崇，这篇短论上升为儒家主要经典，被宋明理学家推尊为“圣人之学”。
明代成化年间，《明史》称之“恢恢然有人君之度”。但正如历史学家孟森所言，成化时期朝政极其秽乱，宦官专权，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平生将治国平天下视为己任的丘濬，以积极入世的态度，苦苦思索挽救和巩固大明王朝统治的策略。秉着儒家“内圣外王”的精神，他提出了一系列“经世致用”的建议，殷切地希望统治者能将儒学思想付诸统治的实践中。由此，他萌发了通过总结历史经验、阐述儒家治国思想，以达到帮助君王治理国家的想法。这便是其撰写《大学衍义补》的初衷。
1487年，丘濬在南宋真德秀(1178—1235)的《大学衍义》基础上撰成《大学衍义补》160卷，连同《进〈大学衍义补〉奏》呈献给刚登位的孝宗皇帝。奏中指出《大学衍义》于《大学》八条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而独缺治国平天下之要，所以“仿德秀凡例，采辑五经诸史百氏之言，补其阕略，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要”。但“补德秀前书之阙”绝非丘濬撰写《大学衍义补》的真正目的。该书所载“治国、平天下”的项目共十二个，包括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等。每一项下又分六七或十数目，这些项目，包括了治国的方方面面。在丘濬看来，这是作为帝王要认真学习和讲求的。
丘濬在《进〈大学衍义补〉奏》中，进一步阐释《大学衍义》与《大学衍义补》的关系：“前书(《大学衍义》)主于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义大而简。臣之此书(《大学衍义补》)主于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义细而详，其详其简各惟其宜。若合二书言之，前书其体，此书其用也。”
这里所谓的“体”与“理”，是指治道，即德治，治道也是政治之“本”;这里所谓的“事”与“体”，是指治法，是具体治国政策、制度及措施，治法也被称为“用”。《大学》被儒家称为“全体大用”之学。相对《大学》“体用”完备而言，《大学衍义》有“体”无“用”，以“体”代“用”。丘濬《大学衍义补》则重在建构衍义《大学》“用”的内容。
《大学衍义补》主张通过礼乐教化，以儒家标准统一全社会的思想、制度、礼仪。“礼乐自天子出，而用之于诸侯之国……天子既用之于朝廷之上，而又颁之于诸侯之国，而又以时同之、修之，非但备其仪文、协其声音，所以一天下之制度，同天下之风俗也”。力求做到举国“均齐方正如一”，通过制度、风俗的统一奠定“国治、天下平”的基础。《大学衍义补》之所以有这样的构想，是因为丘濬认为“天地之生人也，虽同一其天，而各异其地，惟其地之异，是以所习者不能无异焉”，而这就难免造成思想、制度、礼仪、风俗的不同，不利于实现“国治、天下平”的目标，“夫以四海之大，兆民至众，人各一心，心各一见，人人有意欲行其私，苟非上之人撮其枢要，总摄而整齐之，使一其归，人人必济其所欲，物物必遂其所私，事事必行其所见，天下何由而统于一也?圣人有见于此，所以有一道德之说焉”。
《大学衍义补》虽为帝王“教科书”，却展露了丘濬广博的学识，书中广征儒家经典、史籍及前朝儒家学者的评论，最后附以自己的按语。在按语里，丘濬广泛地探讨了明朝建国一百多年来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并提出改革的意见。
丘濬所面临的时代正处于“成化症候”，即明朝中期传统社会秩序失范、封建统治危机加深造成的诸多问题，而《大学衍义补》正是以帝王教科书为引，旨在引导社会秩序，是丘濬精心谋划的经世救国方略，可谓综其治学思想与治国理念为一体的集大成著作。
丘濬为官四十年，廉洁自持，恪尽职守，位极人臣，真正做到了“遥从海外数中原”。他虽然少年丧父，却一生恪守家训，按儒学“内圣外王”的要求塑造自己。
丘濬治学之路上树立了格物致知、读书穷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等路标，写满了他的学术理念和政治思想。除了上述著述外，丘濬还著有《家礼仪节》《五伦全备记》等，《丘文庄公集》《琼台诗文会稿》还收集了他的大量诗文，可谓著作等身，为今人治学、做人，提供了深刻的借鉴与宝贵的财富。
(作者系历史文献学博士、海南大学人文学院高聘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