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海南西部旅行的人，常会遇到一个困惑：中和古镇的宁济庙里供奉的“冼夫人”，和乡间婆庙里被唤作“儋耳婆”的神主，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当地人说不太清，翻翻旅游手册也语焉不详。这个困惑，恰好是周宏伟这部新著试图解答的核心命题之一。
《冼夫人、宁济庙与崖州历史文化钩沉》是一部以“拨开迷雾”为己任的学术著作。全书七章，外加两卷厚实的附录，围绕海南汉代行政建制、冼夫人历史形象、宁济庙名称源流以及民间信俗演变四大主题展开。作者自陈研究方法——“正本溯源，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找蛛丝马迹，探寻无限接近史实、接近真相的答案。”读完全书，这种“侦探式”的考据风格贯穿始终，却也暴露出这种路径的某些局限。正因如此，这本书才更值得认真对待。
一、如何“钩沉”：文献缝隙里的推演术
书名中的“钩沉”二字，精准概括了本书的写作姿态。海南早期史料稀缺，正史记载寥寥，方志又成书偏晚且多沿袭讹误。面对这种困境，作者采用的方法是：以设问开路，以逻辑串联，在文献的断裂处搭建论证的桥梁。
最精彩的案例是第一章对“珠崖县立废之谜”的破解。明万历《琼州府志》断言西汉罢弃珠崖郡后，海南之地“以珠崖、颜卢之名，并为朱卢”，归合浦郡管辖。这一说法被后世沿袭四百余年，几成定论。周宏伟先生并未就此轻信。他回溯万历府志之前所有的正史与地理志，发现这一论断仅出自明代志书的一条按语，此前无任何史料佐证。经过对汉代郡县建制逻辑的细致推演——包括行政层级、地理毗邻、命名规律等多重维度的交叉验证——作者提出了惊世骇俗的结论：朱卢县从未管辖过海南岛。
又如第四章对宁济庙名称的考证。苏轼谪居儋州时留下诗句，李光撰有《儋耳庙碑》，但“宁济”这个庙号究竟何时加诸冼夫人的?作者不厌其烦地梳理了宋代赐额制度、方志记载的时序差异以及“宁济”与“灵济”二词在文献中的混用情况，最终厘清了这一名称叠加的历史层序。这种在细节处不惮烦琐的功夫，是本书最扎实的部分。
二、铤而走险的“逻辑自洽”
然而，恰恰是这种“设问—求证”的方法论，将本书推向了另一重风险。
当史料极度匮乏时，逻辑推演固然可以填补空白，但逻辑自洽是否必然等同于历史真实?这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始终保持的清醒追问。以冼夫人“迁城”传说为例，作者通过辨析宋代史志中“儋耳婆”与“冼夫人”记载的异同，指出二者在北宋以前实为两个独立的神祇系统，冼夫人“移城”之说很可能是在南宋以后由后人附会而成。这一论断逻辑上环环相扣，但其核心证据链仍然相当单薄——毕竟，宋代之前关于海南的文献本就寥若晨星，“无记载”并不天然等于“无其事”。
再以第一章“朱卢县从未管辖海南”的结论为例。作者的推演主要依据两汉之间行政层级的不匹配。但若考虑到西汉末年动荡期可能存在的“遥领”或“虚封”现象——即中央王朝虽名义上罢弃珠崖，却仍保留某种象征性的管辖称谓——那么明代方志中“并存为朱卢”的说法，或许并非全然无据。作者对此类可能性未作充分回应，是为小憾。
民间传说与官方正史之间的缝隙，有时恰恰是历史张力的体现，而非单纯的“谬误”有待“祛魅”。当作者以“求真”之名将流传数百年的“迁城”故事判定为附会之辞时，是否也无意中消解了民间信俗作为独立文化存在的价值?这一问题，在第五章讨论“婆庙信俗”时显得尤为突出。
三、融合之困：当考证面对信仰
第五章是全书最具跨学科野心的部分，也是思辨空间最大的章节。作者考察了海南冼夫人信俗在历史传播中面临的弱化、变异与融合的状况，尤其关注儋耳婆信俗与冼夫人信俗之间的矛盾与最终合流。这一视角将冼夫人从“神坛”上请了下来，还原为一个在历史长河中被不断建构、被重新阐释的文化符号。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作者的考据底色倾向于“辨伪”——区分何为史实、何为后起附会。然而在民间信仰的场域中，“附会”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力量。当一种信仰在民间扎根数百年，其“历史真实性”早已不再取决于正史有无记载，而取决于它如何在代代相传中回应了信众的精神需求。作者以史家之眼审视信俗，固然厘清了诸多混淆，却也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当官方的“正本清源”遭遇民间的“世代相传”，我们究竟该如何衡量哪一种“真实”更具权重?
或许答案本不在二者之间二选一。历史学者负责厘清事实层累的痕迹，而文化继承者有权守护信仰的情感温度。两者并非对手，而是共同构成了“传统”的一体两面——前者提供清醒的认知，后者维系不绝的烟火。这种思想在书中也有所体现。
四、附录的深意与书写的余味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附录并非点缀。附录二完整辑录了《隋书》《北史》《资治通鉴》中关于冼夫人的全部正史记载，附录一则收录了从唐代至民国的吟咏诗文。在数据库检索已然普及的今天，这种系统性的文献集成，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部“案头文献底盘”——既读其观点，亦可直接用其史料，这构成了本书另一重隐性的学术贡献。
然而，此书的余味远不止于此。本书的价值不止于学术圈层之内。在自贸港建设如火如荼的当下，海南的土地正在被重新丈量，古老的地名正在被崭新的规划覆盖。周宏伟这种埋首故纸堆、“正本清源”式的书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文化动作。它既是一种抵抗遗忘的方式——在推土机碾过之前，先将那些行将消失的踪迹描摹下来;也是一种地方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建构——当海南以“国际”为前缀重新定义自己时，有人回头追问“我们究竟是谁”。其意义并不亚于招商引资。一个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的岛屿，即使建起了世界上最高的摩天楼，它的天空也缺少历史的纵深。本书附录中那些被悉心辑录的史料与诗文，恰如一座纸上的博物馆——它不求游人如织，却为这片热土留存了一份可以随时查考的记忆底稿。
五、结语
回到开篇那个游客的困惑。读完这本书，他大约会得到一个比导游词复杂得多的答案——复杂到可能无法向同行的伙伴转述。这或许正是严肃史学与大众认知之间永恒的张力：真相往往不是一个爽利的结论，而是一连串谨慎的“可能”与“存疑”。周宏伟在这本书中给出了他的推演与判断，有的令人信服，有的尚待商榷，但无论如何，他将海南西部这段模糊的历史重新置于学人争论的聚光灯下。
而那个关于“儋耳婆”与“冼夫人”是否同源的追问，最终的答案或许不全在于碑刻或方志里，而在于两者合流之后，海南西部乡间那一炷从未熄灭的香火之中。这炷香火所见证的，远比任何一部正史都要长久——而周宏伟的这部钩沉之作，不过是在香火的青烟里，添进了一束来自学理的光。（作者：熊劲松，广东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东莞城市学院教授）
2026年八一节写于湖南桂东大洞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