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琼海市有一座古城遗址，位于万泉河下游的一座小岛之上，由于它曾是海南岛上原乐会县(今属琼海市)的县城，因此被称为“乐城”。它历经元明清三代和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是闻名琼崖的历史名城，数百年来栉风沐雨，兴衰更替，让后人唏嘘不已;如今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续写梦想与辉煌，又被人们寄予厚望。
藏在岁月深处的琼海市乐城岛，一半装着丹青诗意，一半演绎烟雨繁华。
21世纪初，“博鳌热”带来了强烈的开发效应。距博鳌仅几公里的乐城，随即进入从事旅游开发的富商巨贾、专家学者的视野。于是，纷纷登岛对旅游资源作深入的考察和挖掘。
当他们走完一圈，惊诧地发现这个小岛竟深藏着许多动人的往事，淀积着许多久远而厚重的人文历史。他们走过阴阳山下明代砖石铺就的古道，在村委会的老屋前看见一座雕有莲花图案的古县衙柱础，被村民当作拴牛的石墩;在西门一条便道上，一块已被轧断的石板是清代门匾——“阜成”——两个遒劲大字赫然可见;在一处墙根下，还有一块斜放着凿有“温泉书院”的石牌匾。至于石狮、石鼓、石碑、石凳等，在寻常巷陌中随处可见。倘若某人不经意间坐到一个石凳上，仿佛瞬间可“穿越”到明代去。而这些，只是地面上看得见的古城遗物，说不准还有多少埋藏在地底下呢。城隍庙会、正月十五赛灯展、赛肥鸡，这些从元明清留传下来的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也令人心往神驰。
俯瞰乐城岛。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千年乐会“莲花县”
读取一座城的记忆，要从历史开始。
《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有乐会设县的记载，清代康熙《乐会县志》(康熙八年本)逐步细化：“县治去府城东南三百五十里。唐显庆五年(660年)，立于今之会同县泗村都黎黑村。”
唐代乐会县治所在的泗村都黎黑村，在今琼海市烟塘墟。“乐会”取自《礼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即以礼乐聚会诸方之意，故有“乐会”之名。可见当时朝廷对这个新成立的县寄予厚望，以礼乐聚会诸方成为了一代代为政者的执念。
果然，乐会官民不负所望，在泗村都设治627年，经济社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宣统《乐会县志》记载：“元至元二十四年，迁县于太平乡之调懒村。二十八年，析置会同县，又迁治于万全河之北。大德四年(1300年)寇扰，又迁治于河南之洲上。”也就是说，到了元代，随着中央政权在海南岛东部由沿海向内陆扩展，乐会县治从泗村都相继迁到了调懒村(今琼海潭门新朝村)、博鳌旧县村和乐城岛。
清代宣统三年(1911年)的《乐会县志》。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在此期间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在乐会县北境(连同县治)设立了会同县(县治在今琼海博鳌旧县村，1914年改为琼东县)，把乐会北部划给了新设的会同县，而将中南部山区留给了乐会县，乐会担负起中央治权推广和民族融合的重任。
此后，乐城岛历经朝代演变，隶属随争端更迭，先是因陋就简，后筑墙成城，继而聚集成市，最后由于陆路交通兴起水路荒废而归于落寞。
诚如方志记载，1300年将县治迁到乐城岛上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社会治安不容乐观。乐城岛四面环水，天之屏障，在乐城岛上设立县治，首先有利于防御贼寇侵扰;其次是便于交通，因为在古代，水路是重要的交通通道，舟楫是主要交通工具，乐城岛地处万泉河水路中枢，乘船顺流东下可达博鳌港，直至出洋出海，逆流西上，可达嘉积、龙江、石壁，直至海南岛中部山区，交通条件得天独厚;再者，万泉河下游土地肥沃，盛产鱼虾和稻米，物资保障条件相对较好。
实践证明，这次迁治为乐会县之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此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历史。
迁治乐城岛后，乐会县又多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人们亲切地称之为“流(留)花县”，传说是“莲花县”的谐音。因乐城岛上游和下游各有一座形神兼备的莲花墩，人们便将“乐会县”称为“莲花县”。岛下游的石莲花墩则是古乐会县的八大景观之一。明乐会教谕广府举人陈遇清曾以《石莲花墩》为题，赋诗一首，诗曰：“曾闻渡海有神仙，谪下琼华出水妍。墩上几时生紫竹，川中片石现青莲。淤真不染凭波洗，花可长开对月圆。偶值溪云舒玉叶，我来乘此坐如船。”
曾经的乐城石砖古道。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筑城营造“安乐地”
城墙是防御设施，也是躲避风雨的港湾。在大刀长矛的冷兵器时代，一座城筑起了一道厚重的墙壁，的确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防御手段。对于乐城岛的居民来说，城墙不仅是一面防御之墙、抗洪之墙，更是人们心中一道永远的钢铁长城，是一种家园的象征。
乐城建治草创之初，设施简陋，到明洪武二年(1369年)，知县王思恭才创建堂宇、门廨、吏舍、仓库，规模始具。但在之后的270多年间衙署尚无财力建起城墙。虽说乐城岛四面环水，仍然防止不了贼寇侵袭。
乐城岛的古代石狮遗存。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乐城岛上存留的“岁进士”(即岁贡)牌匾。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明隆庆六年(1572年)，海寇李梦焚毁县栅庐舍”(宣统《乐会县志》)。副使陈复升建议筑城御寇，知县张纲，准发银九百余两，起丁一万二千，运石筑城。城围三百七十二丈，开南北二门。之后，在万历五年、万历三十八年、崇祯十三年、顺治十年，知县彭大化、王怀仁、陈蕃、刘叔鳌等，又相继环城挖濠，筑完雉堞，增修城墙，改建城门，使全城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康熙五十五年，知县谢鉷，增建子城及门楼。雍正元年，知县赵光绪重修城墙。
自建起城墙挖了濠池之后，乐城对抵御贼寇来犯的能力大大增强。“清顺治三年九月，万州生黎数百人劫掠到县前南门河(城下)，兵拒退走。次年二月，又有文昌寇周京数百人围城。知县邵俊明，潜奔万州，请兵平讨之(宣统《乐会县志》)”。
乐城的集市，形成于元末，称作县门市。明隆庆年间废弃县门市，在城南门外开设朝阳市。万历年间又废弃朝阳市，复设县门市，并增设南门市和北门市。清代废三市，复设朝阳市。
朝阳市东西走向，一纵二横，纵向长400余米，从东往西是东门街、客行街、鱼行街。横向为两条小街，新街和米行街。民国时期，店铺已扩展至250余间。其货物门类品种齐全，应有尽有。
乐城岛有5个渡口，是人和物进出乐城的门户。上东坡渡口码头水深6米，可泊百数十吨大帆船，船只可由此下博鳌港出海，直航湛江、江门、廉江、北海、厦门、南洋等地，是个重要的通商口岸。古时这里已设有海关，检验来往货物及办税等事务。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让乐会的执政者时刻不敢忘记当初朝廷命名为“乐会”的本意。
“明万历四十一年，知县刘叔鳌与诸生捐资创建书院于文庙之东，榜曰：‘安乐会馆’。公暇之余，聚诸生讲学其中。”于是，学子励志读书者众，不少人考取功名，先后中举者30余人。清同治己巳年，乐城城脚村的林魁抡考中岁贡后赴任训导之职。乐城，成为了乐会县的文化发祥地。
从明至清，到乐会县执政的知县先后有135位，其中明代52位，清代83位。在历任知县的苦心治理下，乐会县的经济社会日渐发展，民族关系逐渐融洽。
“况乐自沐浴清化以来，太和翔洽，蒸然丕变，虽僻处弹丸，而型方训俗亦依然。士食旧德，农服先畴之遗尔。县居山海之间，民淳俗朴。”进入清代后，由于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团结、边疆开发的政策，同时重视和加强文化教育，社会逐渐走向安定，人口快速增长。
封建王朝以礼乐聚会诸方的政治目的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乐城有力地发挥起了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的作用，成为了海南岛东部重要的城镇。
岁月不居“先行者”
水运兴则乐城兴，水运衰则乐城衰。
20世纪20年代，海口至三亚榆林东线(即后来简称的海榆东线)公路建成通车，水路运输业逐渐萎缩，乐城原有的优势成为了劣势。1952年，乐会县委、县政府迁至中原镇。乐城结束了652年的建治历史，城里的商贸业渐渐凋零，人口也多数外迁。
1959年3月，国务院批准撤销琼东、乐会、万宁三个县，将原三县的行政区域合并设立琼海县，给乐会县1299年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就这样，这座地处万泉河中央的岛城，屡经劫难，世事沧桑，任由风雨的剥蚀和洪水冲击，一度归于平静。
一座城，要经数百上千年的嬗变，才会拥有当下的厚重，今天的乐城亦然。它经过一路跌宕起伏，在兴盛与衰败、寂寞与繁华的轮回嬗变中，迎来一场华丽的再生……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博鳌开发的带动下，历史又把崛起的机遇赋予乐城，让乐城担起改革开放的重任。
2013年2月28日，国务院批准设立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成为我国第一家以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低碳生态社区和国际组织聚集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级开发区。同时，国务院赋予乐城先行区九条优惠政策，成为全国唯一的“医疗特区”。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小城又日夜兼程，续写不断成长的故事。
